文/邵建

　　今年5月1日傍晚，从南京起飞的东航航班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坐在左舷窗的我透过窗口往外看，第一眼看到的是停在一旁的一架军用战斗机(松山机场以前是军用机场)。吸引我注意的是机身尾部的一方图案，那是以“青天白日”为整幅的中国国民党党旗。我凝视有顷，终于明白，自我童时从电影和文学中获知的“国军”，果然就是国民党军。记得若干年前和朋友有过讨论，即1946—1949年国共内战时与共军相对的“国军”，到底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军队国家化。作为一项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不应该属于党。道理很简单，军队是由国家全体纳税人供养，而不是由党费供养。即使党费可以供养，也绝不允许。如果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军队，那么，两党就不会在议会里竞争， 而是在战场上开打，于是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记得当时一位老先生提出这样一条理由：国军里没有党的成分介入，比如不设置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所以国军可以看作国民政府的军队。话虽有理，但并未释疑，毕竟当年黄埔军校出来的军队就是党军，而且还有政治部。直至5月1号那天傍晚，我的眼睛又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即国军就是国民党军，因为那架战斗机机身的图案是国民党党旗而非中华民国国旗。

　　5月3日上午，和一位朋友相约，地点在原国民党党部大楼之前。朋友问我要不要上去看看，我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随后来到离此不远的总统府，它的前面就是“民主广场”。那天是台北的自行车节，大会的发布机构就设置在民主广场上，而且在视觉上它正堵着总统府的大门，使得局面本来就不大的总统府没有一点威严气象，倒像个喧腾的闹市——至少我那天的观感是这样。朋友领着我向总统府走去，因为那天开放。快到跟前时，一条长线拦住，一位执勤人员要我们从右侧绕过来，再进总统府。当时天近中午，太阳灼人。要绕上一圈，我便没了雅兴(本来对权力之地就无甚兴趣)，和朋友掉头就走。走至广场一边，再回观这座前日本总督府的总统府时，看见总统府大门两侧各有一排中华民国国旗，每排大约五六面，一字排开，在阳光与劲风下飒飒飘扬。当时我并未与朋友说什么，按了下快门便离开。但今天我这里做的文字正与这国旗有关。

　　因为两岸隔绝，大陆的朋友在我以下的年龄对中华民国国旗一般不关心也不清楚。写此文前与朋友喝茶，说要做上这样一篇文字，坐中一位50后出生的朋友就不清楚它模样为何。中华民国国旗由红、蓝、白三色组成，在这点上它和法国国旗颜色一样。但颜色一样，含义并不一样。法国国旗红、蓝、白是三种颜色并列，没有其他图案，分别象征三种理念：自由，平等，博爱。中华民国国旗当然也有它的象征性，但象征什么却是由它的图案构成所决定的。通常人们把中华民国国旗叫作“青天白日满地红”，其中“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党旗(其实和日本国旗比较接近)，“满地红”则是青天白日之下的红色大地，喻指整个国土。就国旗的设计而言，它是国旗中镶嵌着党旗，而且党旗的位置在国旗的左上方，由它对整个国旗形成一种统摄，即表明中国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因此，如果可以用大陆语言转换，“青天白日满地红”也就是“党的光辉普照大地”。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华民国国旗在观念层面上的含义，一语以蔽之：党在国上。

　　“党在国上”用国民党当年自己的语言就是“党权高于一切”。1928年12月，由于“东北易帜”，国民党得以结束北伐，一统中国。于是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泰山顶上立了一块碑，碑面上六个擘窼大字“党权高于一切”。此碑一竖，即表明北伐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代，即“党治”或“一党专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对北洋的倒退，它打断了北洋时代断断续续的议会进程，用苏俄党治终结了英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即效取美式共和;但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引狼入室，在苏俄操办下，创立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开一个世纪军队党化之恶例。也正是依凭黄埔党军，国民党战胜了北洋，从而在本土把一党专政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