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20世纪50、60年代，批评家仍强调抽象表现主义非客观化“表现”的价值。尽管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抵制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形式归纳，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作品中含有一些形态学的因素，如平面化和高度的抽象，这也是他们的艺术中经常被批评家所探讨的东西。这些特性所具有的权威性，据说是来自于模糊不清的形式张力(格林伯格加以理论化)(24)所形成的那类作品，或者是来自行为本身所形成的光环，如罗森伯格所言。对于罗森伯格来说，行动绘画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艺术家所作出的决心与行为的总和。绘画并不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正如罗森伯格所认为的，画画时的姿态是“一种解放了的姿态，它从政治，审美，道德的价值中解放出来。”(25)罗森伯格的观点已经成为抽象表现主义最为持久的流行的观点，它要求存在主义者所提出的那种行为的自发性，这些存在主义者包括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阿尔伯特·加谬[Albert Camus]、梅洛-庞蒂和萨特。例如，在那些被广泛阅读的寓言中，如“墙壁”，萨特强调，完整性包含了没有预先考虑的、无功利的选择，而不在于对生活走入困境后发生的事情所做的决定。为了逃避那种事事按照预定的决定来办的坏想法——也就是做一个诚恳的人——人们必须以当前的需要作出决定，根据某种环境中的道德规范，而不是满足一个预定的系统的要求，或者是保证未来的某种结果。对这种真实性的追求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像纽曼(他的绘画作品揭示了在动力学对称关系的数学公式基础之上的各种分割)这样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都坚持认为，他的决策是来自于本能。(26)
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和罗森伯格的存在主义鼓励一种没有历史的、摆脱所有社会功用的艺术观点(27)。尽管1920、30年代的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含有明显的政治主题，但是，随着1930年代临近结束，对艺术的政治效用的信念在美国已经没有了市场。显然，对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明显转向并不是有意识的结果。拒绝政治拥护的工具主义，如罗森伯格所提到的行为艺术倾向于萨特对存在的定位，而在这一位置上的存在的个体拒绝程序化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