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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运命:陈丹青与《国学研究院》的启示

15-04-01 03:24:43 来源: 我要评两句

内容概要:这件题为《国学研究院》的巨幅油画是著名油画家陈丹青先生创作的。作品表现了五位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形象,在画面上从左向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学者的运命:陈丹青与《国学研究院》的启示

丁亚雷

这件题为《国学研究院》的巨幅油画是著名油画家陈丹青先生创作的。作品表现了五位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形象,在画面上从左向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在陈丹青数十载的艺术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真实历史人物和人文学术背景的主题,也是他2000年回国后创作的第一幅大型油画。关于作品的技法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多谈的问题--陈丹青对于油画艺术语言的精研在这里无须赘述,当然作品的价值也不完全在它的艺术层面上;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其背后所绑缚的历史文本以及更深层次的寓意却是这幅油画需要我们加以深入解读的重要方面,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陈丹青,国学研究院

一、油画中的学科史

 

了解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人对于作品中所指的国学研究院或许并不感到陌生。这张油画以写实性的艺术语言再现了国学大师的形象,生动和直观地讲述了一部清华国学研究院短暂却又是辉煌的学科史。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正式的名称叫做清华国学研究门。研究院成立的背景需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胡适提出了“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的方法论思想,其后,北京大学于1921年创建了研究所国学门。自清华建校之后,由于其历史的原因,所以经常被指责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1925年,清华着手“改大”,并酝酿成立国学研究的专门系科。至2月间,时任校长曹云祥聘请哈佛留学归来的吴宓担任研究院的筹备主任,正式筹建国学研究院。关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宗旨,吴宓在1925年9月的《清华周刊》上曾撰写专文《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指出:“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约分三层:

 

(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他在文中也同时具体地谈到了国学研究院的具体治学方法和研究方向:“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实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概括地说,国学研究院的主旨就是要吸取中西方文化的精华,融化阐发以创新。从学术史和方法论的角度看,这里所指的意思就是要以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问题进行研究。为贯彻这一办学理念,清华校方和吴宓在延请教席一事上颇为重视。根据研究院的办学宗旨,只有兼具西学背景,又精通国学的大家才能够胜任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所以,研究院对师资选择的标准很高,必须要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为此,吴宓在师资准备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可谓不遗余力,“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来校任教。我们在油画作品中看到的五位学者除居右的吴宓外,其余四位正是当初国学研究院延请的导师,他们也是五四以来最为重要的国学家。

 

 胡适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国学泛指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对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通称。五四前后,受到西方19世纪新史学思想和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研究在继承了传统考据学的传统之后,摆脱了经学思想和义例的束缚,国学研究在获得了新的科学方法论的支撑之后,极大地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延请的学者正是科学新方法的倡导者,同时也是清末以来中国最早精通西学,并以西学方法治学于国学研究的学者。

 

艺术家通过一幅油画,以艺术的语言和历史语境的还原将五位学术大师再次汇聚在了一起,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早期学科史形态。油画所包含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已经超越了画面的图像语言本身,图像在这里具有了无限多的意义能指。作品中所蕴藏的文本内容绝非只言片语所能穷尽,但图像为我们提供了契机,使我们可以按油画作品中人物的左右顺序,依次扼要地追溯五位学者命运多舛的人生以及他们主要的学术思想。

 

曹云祥

二、作品中的悲情人生

 

油画左面第一位穿白色西服者是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和作曲家,在中国语言学界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在作品表现的国学研究院五位学者中,赵元任的人生似乎是最为顺利的了。赵元任字宣仲,江苏武进人,1892年生于天津,幼年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显示出卓越的语言天赋。1910年,18岁的赵元任作为清末游美学务处的第2批留学生赴美留学,是中国早期赴欧美深造的学人之一。赴美后,赵元任先后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获得了康大的理学士学位和哈佛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赵元任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同年西哲巨擘罗素来华巡讲,赵元任担任了罗素的翻译。1921年后,赵元任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赵元任应聘到了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为学生开设“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课程,为我国培养了最早的语言学人才。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赵元任被傅斯年请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赵元任离国赴美,直至终老。赵元任去美后,先后执教于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伯克莱加州大学等美国名校,直至60年代从加大退休。“文革”后,赵元任曾多次返国,皆受到礼遇。1982年2月24日,在他着手准备撰写回忆录时,因心脏病发作辞世,享年89岁。在其去世后,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并且举行了隆重的逝世纪念会。赵元任的一生是漫长而幸福的,但作品中研究院其他四位学者的命运就没那么顺利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油画作者对于赵元任在服饰的处理上与另四位主人公作了区别的对待,抑或是仅仅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可历史事实是什么呢?

 

作品中居于赵元任右侧第一位的是梁启超。学过一点中学历史的人对梁启超的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历史意义在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上,这也使得他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在《国学研究院》中,艺术家将梁启超放在了画面突前的位置上,这似乎是一种迎合与肯定,无疑,在四大导师中,梁启超的社会影响是最大的。但与赵元任的长寿比起来,梁启超英年早逝的人生却不能不叫人感到一些可惜。梁启超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梁氏求学于清末,国学功底深厚。他早年积极倡导资产阶级政治改良,发动公车上书,参与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民国成立后,梁启超支持袁世凯,担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袁称帝后与之决裂,并积极参加反袁斗争。袁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并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下台后,梁启超退出政坛。1918年,梁启超赴欧游历,转而一心治学。梁启超与清华素有渊源,在1925年吴宓邀约梁氏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前,梁启超已经长期在清华讲学。所以当吴宓邀约一至,梁启超很自然就“极乐意前来”了。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贡献绝不逊于其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作为。早在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就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发动了“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他更是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先后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梁氏在治学中非常注意以西学为参照,在肯定国学传统的同时,又不回避其中的匮缺,为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的新方法论探索开辟了路径。梁氏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400余万字。正是这样高负荷的著述与讲学,使梁启超完全忽视了身体的承载能力。从45岁开始,梁启超身染重疴,但并未引起他的重视。之后长期持续的劳累加上医生的误诊(甚至被误割了一只肾),最终使梁启超在1929年1月19日56岁之时壮年早逝。梁启超的早逝成为中国现代国学研究发端之时最重大的损失。

 

李鹤,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青铜,2011 年

与梁启超相比,其身后站立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命运就更加多了一丝悲情色彩。在《国学研究院》中,作者将梁启超和王国维在服饰上与其他三位学者作了不同的处理,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梁启超和王国维与传统的帝制社会最为接近,他们都曾在晚清朝廷中短暂的供事。甚至在清帝逊位之后,王国维还供职于逊帝溥仪,任他的“南书房行走”。在接到吴宓的邀请之后,王国维还是请示了溥仪并得到许可方才赴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但是在国学研究上,王国维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论工具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也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相结合的开创者,是他确立了比较系统的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标准和方法。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王氏早年受家学影响颇深,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1898年,王国维入沪东文学社研习日文、英文及西洋数理之学,1900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这段时间,王国维钻研了许多西方重要哲学家的学术著作,奠定了自己西学方法的理论基础。此外,他还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重要成就和先进思想,开辟了中国近代学科史的新的形态。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再度赴日,侨居四年多。其间,王国维的学术视野更加拓展,学术方向更为多元,学术成果也日益丰硕,自述“成书之多,为一生冠”。1923年,王国维得到清旧臣升允推荐,到北京担任了前文所说的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旧廷藏书。1924年,鹿钟麟奉冯玉祥命驱除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与一批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但这次自杀却预示了王国维最终悲剧性的宿命。1925年,在胡适的举荐下,吴宓将王国维叩请至国学研究院,其以科学手段研究国学问题的方法得以流布开来。就在王国维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之时,死神之约却不期而至。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留下一纸令后世学人疑惑不解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纵身跃起,一头扎进了颐和园昆明湖的淤泥中,虽不过两分钟时间即被园丁救起,但王国维已经气绝身亡,时年仅51岁。王国维的死留下了一个谜,但更是国学研究院和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的重大损失。国学研究院成立仅两年时间,四大支柱之一的王国维即轰然断裂,冥冥之中预示了研究院的早夭。

 

王国维去世后的第二年,国学研究院为其立碑纪念,陈寅恪在撰写的碑文中为王国维作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和学术评语,而这却更像是陈寅恪为自己所立下的人生座右铭。在特殊历史时期,他的这一人生追求也必然导致了他的多舛人生。

 

陈寅恪是吴宓和梁启超向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的国学研究院导师人选。在接到国学研究院的邀请时,陈寅恪年仅36岁,尚在欧洲游学。在四大导师中,他是最后一个来到清华的学者。陈寅恪生于1890年,江西义宁人,他的学术人生同样充满了悲剧性的色彩。陈寅恪是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和兄长陈师曾(衡恪)都是当时的名士。如此家学渊源,为陈寅恪的旧学打下了深厚的功底,他对许多古章典籍,均能流利背出。自1902年春陈寅恪随兄陈师曾东渡日本求学起,到1926年归国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时,陈寅恪断断续续在欧美各国游学了近20年,深谙西学思想的精髓,对西学的新科学方法及工具有着很深的造诣。纵观陈寅恪的一生,实际上,他在国学研究院的生活似乎是其一生中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在国学研究院解体之时,陈寅恪应了傅斯年的邀请转至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同时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学术职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寅恪携家南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正是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陈寅恪遭到了命运之神的连番戏弄。在频繁的辗转中,陈寅恪大部分重要学术资料和书籍或失或毁,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寅恪精神几近崩溃。而在身体上,陈寅恪也遇到了对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最大的打击。陈寅恪原本一只眼睛患有眼疾,至1944年底,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虽及时做了手术却丝毫没有效果。抗战胜利后,受英国皇家学会约请,陈寅恪赴英治疗眼疾,以希重见光明,可惜,眼睛已为庸医手术所误,视网膜皱在了一起,完全失明了。1949年后,陈寅恪拒不离国,寄命岭南大学,他不甘自废,凭着原先的博闻强记,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读书著述,其艰难可想而知。但由于特殊历史原因,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却一直难以付梓,只能自己掏钱印刷几个油印本在朋友间流通。难怪他晚年深自感喟:“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文革”开始之后,更由于陈寅恪的特立独行的立世之道,使他最终没能躲过这一浩劫。1966年7月之后,一批批大字报几乎将陈寅恪的住宅包了起来,对陈寅恪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大字报,高音喇叭是陈寅恪最害怕的一种声音。在他住宅对面的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之后,高音喇叭开始每天不间歇地播放。平常日子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这样一来睡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由于陈寅恪双目失明,所以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造反者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破四旧之风蔓延到了岭南之后,人们开始随意进入陈宅。陈寅恪的书籍和一些未刊的书稿、手稿被查封,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走,尤其是他精心保存的祖父陈宝箴和清朝官员来往的信札也被翻了出来。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了原宅。造反派要求他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他在交代中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又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

 

作品中最右侧的人物是国学研究院的最初筹办者和管理者吴宓。相对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来说,吴宓的名字在今天并不广为人知;或者说,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吴宓曾经被历史短暂地遮蔽了。但对于国内学人来说,吴宓在中国近代教育和语言文学史上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吴宓出生于1894年,陕西泾阳人,自幼有着良好的家学,父亲是当时的名士,曾担任靖国军秘书长(靖国军的司令和副司令是于右任和邓宝珊)。吴宓1911年考入清华预科,1917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跟随名师白璧德研习比较文学。1921年学成返国后先是任教于东南大学外文系,1925年清华“改大”前后受聘于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按照哈佛文学系的方法为清华外文系确立了教学的方案,提倡“研治中国学问,必须放开眼界,融会西方学术,才能开辟新境”。1925年2月,吴宓受校长曹云祥之托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具体负责筹办国学研究院事宜,延请名师颇为尽力。正因为吴宓的努力,才有四大导师汇聚清华的盛事。抗战期间,吴宓随校南迁,任教于西南联大,主持外文系工作。抗战胜利后,吴宓因友人相约没有北上,而是担任了武汉大学外文系的教职。解放前夕,吴宓放弃了赴美讲学和台湾之聘,却由武汉飞赴重庆,1951年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没想到这一去,却揭开了他令人唏嘘的人生悲剧。“文革”中,吴宓在西南师院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严重冲击,受到了“一生未经历之苦”,身心备受摧残。“文革”结束后,吴宓一目失明,一腿残跛,孑然一身,生活已不能自理,晚景万分凄凉。1977年1月,吴宓由其胞妹接回陕西泾阳原籍照顾。1978年1月18日凌晨,一代宗师在故乡走完了悲情一生。

 

如果说王国维的自沉和梁启超的壮年早逝,使人感到一些惋惜的话,那么陈寅恪和吴宓后来“不得好死”又不得好活的“长寿”就更加令人感到慨叹了。

 

对油画《国学研究院》的寓意解读,不是仅仅通过对几位学术大师生平的简单介绍就能揭示清楚的,但是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无疑可以让我们更加切实地还原这幅油画的历史语境,进一步认识作品所具有的多方面价值。

 

三、作品带来的反思

 

我们知道,油画作者陈丹青在经历上与国学研究院的大师有着些许相同之处,他也是在长期旅居海外之后,接受清华邀请回国任教的。而这件作品正是他归国后创作的第一幅大型油画,或许是陈丹青到清华后,国学研究院的先哲们引起了他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灵感,我们后来在他公开的离职书中,似乎可以找到两者之间的一些印证。这虽然可以成为一个话题,但我们仍然应该更多地从广义的层面去看待这件作品,以探究其中深藏的文化寓意。

 

八十年前,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大师以自己的学识为我们从方法上和观念上建构了一个良好的国学研究的生态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坚持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信念为后世学人树立了一个道德的标杆。但不幸的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大师们的学术思想没有被继承下来,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术成果不仅没有来得及展开,甚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诋毁。陈寅恪曾经无奈地感叹,他的成果是“盖棺有日,出版无期”。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学经过若干年的沉寂又重新“热”了起来。关于国学的讨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引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什么是国学?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观念关注它?这个问题一直还处在争论中。陈丹青在新世纪初创作《国学研究院》巨作,应该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必须要客观清醒地认识到:自“文革”之后,中国学术研究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被视为糟粕的国学研究尤为严重,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也不应回避。这种打击既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硬伤,更为严重的是留下了经久难以愈合的内伤。所谓硬伤,一是指人才培养上的断裂,“文革”十年丧失了培养一批优秀学术继承者的机会,使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无法弥合的断层,这个断层我们可以切身体验到,所以当人大约请冯其庸先生出掌新建的国学院时,他只能慨叹已经“请不到好的老师”了;另一方面是学术资源的破坏,“文革”中,无数珍贵国学资源和史料被破坏甚至是销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所谓内伤指的是思想观念、道德准绳和意识形态上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为残酷。十年浩劫摧残了一大批正直知识分子的身心,治学观念和学术价值评判标准的偏离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被完全纠正过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所造成的中国学术生态的恶化,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我们必须要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

 

其次,我们要珍视前辈大师的学术遗产,对于国学不做无谓的保守与现代空论,不做狭隘的概念禁锢,不做学术明星式的浮泛清谈;对于他们已经取得和尚未展开的学术成果,要一如他们的严谨和勤奋,加以深入挖掘、认真研习并继承发展;对于大师以悲情人生所践行的学术道德风范,更是后辈学人在治学中应加以谨记的坐标。

 

《国学研究院》揭示的是一个深刻的主题,它既是一部学科史的评述,又讲述了充满悲情的人生故事。这幅油画所具有的价值既是艺术的,又是学术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同时也是启迪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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