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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银元之宝“袁大头”

15-09-10 02:21:27 来源: 我要评两句

内容概要:  浙西衢州开化县何田乡田畈村,一个寂静淳朴的小村子,最近因为一件轰动的“大事”成了周边村民奔走相告的谈资。因为原先住在村东头的汪大爷家中挖出了128块民国时期袁世凯头像银元。突然冒出这么一笔横财,汪大爷的堂孙、房子现在的买家詹某和给汪大爷养老送终的村委会都介入这些银元的争夺,并引发官司纷争。

  【收藏】银元之宝“袁大头”
  撰文 罗文华

  浙西衢州开化县何田乡田畈村,一个寂静淳朴的小村子,最近因为一件轰动的“大事”成了周边村民奔走相告的谈资。因为原先住在村东头的汪大爷家中挖出了128块民国时期袁世凯头像银元。突然冒出这么一笔横财,汪大爷的堂孙、房子现在的买家詹某和给汪大爷养老送终的村委会都介入这些银元的争夺,并引发官司纷争。

不同面值的袁世凯像银币


  袁世凯头像银元,民间俗称“袁大头”,书面和市井亦有“袁像币”、“袁头”、“大头”、“袁像”之称。此外,西安称之为“大头洋”,成都、重庆称之为“人头洋”,万县称之为“老壳”,长沙称之为“光洋”。民国三年(1914)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四种(一元、中元五角、二角、一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总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26.86克),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23.9024808克),以银九、铜一比例铸造(后改为银八十九、铜十一)。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袁大头”按照铸造年份一般分为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和十年版,如果细分版别,则至少有数十种。

不同年份的“袁大头”(中国嘉德2014秋季拍卖会拍品)


  天津造币总厂于1914年12月24日率先铸造“袁大头”,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分厂随后向天津造币总厂领取钢模陆续铸造。因“袁大头”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得到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龙洋的地位,成为流通主币;后又借五四运动期间中国银行促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取消鹰洋的机会,取得了唯一主币的地位。在中国近代流通的近千种银币中,“袁大头”铸量最多、版别最丰、流传最广、存世最硕、影响最大,钱币收藏界称之为“银元之宝”。

  “袁大头”银元的设计雕刻师,是担任天津造币总厂首席设计师和总雕刻师的意大利人路易·乔治。乔治是一位很有天赋和经验的雕刻艺术家,尤其精于钱币、徽章的雕刻。经意大利驻华公使介绍,他在1910年至1920年应聘担任天津造币总厂首席设计师和总雕刻师(刻模师)。造币的关键环节是雕刻模板,第一次的模板叫祖模,在钢材料上雕刻好图案,形成模具,才能铸造出钱币,模具的水平会直接影响钱币的质量,所以雕刻祖模是造币的灵魂所在。乔治设计“袁大头”样币时,是依照袁世凯照片进行雕刻的,完成后还获特许带着样币见了袁世凯本人。亲见本人后,乔治认为可以雕刻得更好,于是又重新雕刻,更为准确地表现出袁世凯的形象特征。乔治把浮雕人像的艺术应用于钱币上,如人物的眼球皆有瞳孔内凹加点,目光显得炯炯有神。

  前些日子荧屏有一部热播剧,是由范伟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小宝和老财》,它以大量故事情节表现20世纪30年代赣北地区苏维埃银行一个地下造币厂的发展历史,类似一部喜剧版的“货币档案”。而这个地下造币厂生产的第一种货币,是现在鲜为人知的“苏维埃袁大头”。1931年,国民党政权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红色政权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红军便利用打土豪获得的民国三年(1914)版“袁大头”银元,在袁世凯头像右侧打上“苏维埃”的戳记,以示区别,投入流通。这种“苏维埃袁大头”在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保障红军供给和红色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1年到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在江西瑞金金洋溪还仿照民国三年版“袁大头”样式自铸银元,限于苏区流通。此外,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也在1931年自铸过民国三年“袁大头”,亦打有“苏维埃”戳记。

  对于“苏维埃袁大头”的来历,也存在不同说法。2005年,一位钱币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这种加戳的民国三年版“袁大头”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个上海人伪造的。当时上海有家麒麟钱币社,店主是杨成麒和平玉麟。平玉麟看到苏区铸造的银元在白区很走俏,就请一家银楼刻制了一枚长方形的“苏维埃”三字钢戳,选择最普通的民国三年版“袁大头”,将钢戳打上。这样,本来很普通的“袁大头”变成了珍贵的苏区银元,身价陡增。当时上海的钱币收藏大家耿爱德、陈仁涛、施嘉干等都被骗了,争先恐后地高价购买,还有一部分从上海流入其他地区。后来由于二人不和,杨成麒才向外泄露了平玉麟伪造“苏维埃袁大头”一事,此事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对此,笔者认为,即使当时白区真的有人伪造“苏维埃袁大头”牟利,也不能说明苏区没有铸过这种银元。况且中外货币史上在原版硬币和纸币上加戳,或表示临时代用,或显现钱庄、银行名号及信誉,或标明改值,都有很多实例。

  1951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指示,沈阳造币厂等又铸造了一批“袁大头”。为什么新中国要重新铸造“袁大头”呢?主要是由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用银元交易的习惯,人民币在这些地区一时难以推广,要争取民族团结,顾全大局,只能让少数民族同胞逐渐接受和使用人民币。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沈阳和成都皆重铸过“袁大头”。西藏是全国停止流通“袁大头”最晚的地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于1962年5月10日公布了《西藏自治区金银管理和禁止外币、银元流通暂行办法》,“袁大头”随之退场,又完成了一次历史使命。

  “袁大头”如今在民间仍有巨额贮存,有人估计总量不下亿枚。1999年4月,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保定道的瑞蚨祥孟家老宅出土了清末民国时期银元802枚,孟家后人决议将其拍卖后的全部款项捐献给“希望工程”。笔者有幸收藏了其中一枚民国九年(1920)版“袁大头”。近些年,作为民间收藏、投资、抵押、交易、馈赠之用,“袁大头”一直是一个热门话语。

  流传百年的“袁大头”银元,穿越不同历史时期,超越不同意识形态,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普遍接受和使用,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首屈一指的名币。客观地说,它为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保持和恢复金融秩序,提升中国货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天津作为“袁大头”银元的诞生地、设计制造中心和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贡献最大,成果最丰,在中国铸币史上书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

  2014年,在发行百年之时,“袁大头”上市交易,更引发人们对它特殊的金融价值及其对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给予重新观照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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