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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陈文令:最害怕莫过江郎才尽

14-11-21 04:52:49 来源:《新领军者》11月刊 我要评两句

内容概要:

【艺术】陈文令:最害怕莫过江郎才尽

 

撰文 | 张光子

 

 

 

陈文令

习惯“奔跑”

 

9月30日,艺术家陈文令发文微信朋友圈,宣布60日内绝不发表任何一条图像或文字微信,到11月30日止。在此之前,他的朋友圈还算热闹,拍图、转文,有时还发几张自己的小画。但时间一长,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好像收麦子一样,播下种,总时刻关注着收成。“我发了一些东西在上面,总会有很多朋友因此联系我,这样那样的事情,这意味着朋友受我干扰的同时,我也被干扰了。”当玩手机成为惯性,每个人都成为一台发射机,在这纷扰的网络世界里,他有点吃不消了,想要做减法,尝试中断某些没必要的惯性。

 

陈文令很排斥动不动就成群结队地活动,什么男闺蜜女闺蜜,扎堆吃饭、玩乐,相比之下,他更乐意和自己待着。在书房里翻翻书,或逼自己去想象各种画面,或听点令人精神舒缓、放松的音乐。总之,能安静地和内心交流就是了。

 

“已经三天没画画了。”他感到心里有点缺失。由于最近在赶制几件韩国个展雕塑作品,每天都画点小画的习惯被迫中断。“我不是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有很外向的一面,只不过不是一种惯性,需要在一个自由的维度里进进出出。”画画在陈文令眼里,可不是轻飘飘的两个字。对他而言,往远了说,是童子功,近而言之,是一种优秀的习惯。这习惯使他的思维保持活跃的状态,令创造力不至萎缩。否则,“艺术家的才华很容易枯竭,江郎才尽,一不小心就平庸、保守了”。

 

不久前,他刚于法国参加展览。一天,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走着走着,头顶忽然被什么东西砸中。他低下头,在弥漫着咖啡、香水和潮气的大道上来回搜寻,终于找到了那枚元凶——一颗栗子。在法国的几天里,他一直攥着那颗栗子。直到回国那天,助手表示很疑惑,为什么每天拿着它玩。陈文令解释说,二十几年前,自己在厦门的栗子树下做雕塑时,时常被栗子砸到头,而法国这颗栗子唤醒了他很多美好的记忆。这说明他和栗子很有缘分。

 

已经在北京度过11个春天,从当年厦门海边“小红人”的一炮而红,到获得诸多关注的《幸福生活》,再到后来的《蜕变》《悬案》《异度风景》,陈文令始终在向着一个更高的站立点攀爬。在这个攀爬的过程中,他总能把严肃的问题用幽默的方式阐述出来,创作观念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生活就像一条永远不会停止的传送带,站在上面的人,只能不停地跑下去,才不会被甩下去。而我就是那个站在上面的人。”

 

“野路子”玩泥巴

 

1993年9月到1994年7月,这是陈文令艺术生涯中唯一接受雕塑科班训练的一段时间,那之后,因为计划不周,原本用于进修两年的费用被他花光了,他只好离开中央美院,回到厦门。“当时别人和我说,做雕塑,不学上几年,你别想做艺术家,我不信那一套。进修时,基本功学了一点点,但我觉得能搞创作,而且还会更自由。谁说必须语法修辞学得好才能写好文章,一个有想法的农民,认识的字不多,照样能写出感人的东西来。基本功不好,边做边学,慢慢也就好了。”陈文令压根没死心,觉得自己只要下功夫,就算是“野路子”,也能开出别样芬芳的花来。

 

其实,陈文令对于雕塑的热衷并非始于央美进修时。多年前,在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国画的他,毕业作品除了有国画、磨漆画,还举办了自己的雕塑展。“我喜欢的挺多,比较杂,但作为艺术载体的雕塑,在我看来是我最具天赋,也最快找到突破口的领域。”学习雕塑时,陈文令很少看同代艺术家的作品,甚至有关雕塑的书籍也很少看,他极力避免走入一个已经被划定好的圈子,这圈子里或许有特定的中国元素,或许是某位名家的个人风格logo,在找寻自身特点的求索中,这无疑都是牵绊。

 

“上美院的时候,对雕塑感兴趣,马心伯老师看我手大、有力、有天赋,就收我为徒,并让我帮他给木雕抛光。工艺美院的教学内容和手法更偏向于实用性,与我心里做艺术家的梦想是有差别的。所以那时老师说有用的东西我后来发觉都没用,反而是师生们一起在鼓浪屿喝着啤酒说的‘醉话’,没用的话,对我后来的创作观念影响很大。”他不认为艺术该囿于各种条条框框,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再者,他坚信自己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

 

陈文令生于福建安溪金谷村,早年,家里被划为地主,也因此变得“成分不好”。父亲曾在集美大学就读高中,也爱画画、写写毛笔字,可他教予儿子的却不多。小时候,陈文令经常用木炭在墙壁上、地上画画,也用木头刻一些玩具,或者玩泥巴捏东西什么的,就是他最大的爱好。

 

虽没有对儿子的艺术学习起到直接作用,但父亲从不干涉陈文令的任何选择。“这点我做不到我父亲那样英明,我现在常用自己的经验指导我的女儿,但父亲当时对我非常信任。即便以前搞艺术创作,揭不开锅,很穷,他也没有劝我放弃。”与大多数务实派的父母相比,陈文令父亲倒很“务虚”,他认为所有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只有手上的才华和心中的智慧不会被消解。“否则,我估计早就开广告公司,或者办装修队去了。在那个年代,闽南的农村,父亲鼓励我多读书,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高贵的农民。”

 

不变之变

 

有人说,《红色记忆》中,那群瘦骨嶙峋、瑟瑟发抖,但发出阳光般灿烂笑容的红色少年,实际上是陈文令的少年自传,是少年经验和生命状态的体现。眼睛虽然客观记录着现实的一切,精神上却不曾丧失过去的美好回荡在心里的涟漪。“小红人”的展出一度引发热议,但陈文令并未继续这一系列的创作。“我不想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logo,一旦‘小红人’淡出人们记忆,陈文令的艺术也随之被忘记,这是可悲的。”

 

2004年,《幸福生活》系列作品与观众见面。与《红色记忆》相比,直观、阳光的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组荒诞、搞笑的人与动物的雕塑。雕塑中的猪是拟人化的,戴着耳环、鼻环,看起来很欢快。还有人头鱼尾的女人,人身狗头的男人……作品有着令人忍俊不禁的调侃、诙谐与幽默。与传统雕塑不同的是,这些雕塑作品还可以自由拆分组合,有装置雕塑的功能。

 

从2005年开始,陈文令开始了《英勇奋斗》系列作品的创作,接着又有《紧急出口》《中国风景》《异度风景》等作品不断问世,无论抽象或具象,或喜或悲,最后都凝结入社会的聚焦点。“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语言,包括他的展览方式、造型方式、媒介方式都极其重要,他的艺术语言要有个人性、极端性、偏执性、唯一性和排他性。光有一个好点子、好花招,没有表现出自我艺术语言特征的作品,一般都像宣传画,或是一种观念的简单图解。”

 

陈文令提到,有人习惯把“艺术”两个字拆开,“艺”是思想与观念,“术”是技能与语言。而“风格”二字拆开,“风”是变数的、不确定性的,“格”是稳定的、有客观丈量的法则。因此,有风格的艺术家持续在变,而有符号的艺术家则一成不变。“我不是风格主义者,希望自己能探索很多艺术样式,在不同类型的观众群中都有看点。作品挑观众,艺术道路就越走越窄。我最怕的就是创造力枯竭,精神锐度下降。我梦想,有一天,当自己老了,皮囊衰败,但别人看我不讨厌,觉得这老头还挺好玩的。

 

新领军者:当年,你的《红色记忆》系列首展,为什么选在厦门海边?

 

陈文令:《红色记忆》那个系列是1999年就开始创作的,差不多到2000年底已经完成。我当时也尝试到北京展览,但最终因为没有资金、人脉等一些助力条件,没弄成。既然不能在北京“玩”了,那就干脆“玩”一个在北京“玩”不了的。回到厦门,我和有关部门打了声招呼,没花一分钱,目光所及之处就都变成了我的展厅。

 

我租了几条渔船,把作品放在船上,一天给船夫一百多块钱,然后他就带着我的作品,随便把船开去哪里,围着海边绕,也可以随处停靠,我没有任何要求,船夫们自己想去哪就去哪。除了船上多了件“小红人”,其他的和他们平时的生活没两样。岸上就更随性了,灯塔上、榕树上、沙滩上、草地上都摆放着小红人。厦门的海滩成为了天然的展厅,很多市民赞不绝口,有的也骂得狗血淋头,觉得这太匪夷所思了,简直就是“神经病”,可是恰恰通过这些不同的眼睛和议论,激发出很多话题。

 

新领军者:有人说,“小红人”火了陈文令,你认为它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是什么?

 

陈文令:造型上看,《红色记忆》其实挺直观的,就是一群红色的、好像在海边玩耍的男孩。我当时根本不敢想会获得那样的成功,甚至像一些朋友说的,有可能臭名昭著。但当你把这最极端的不好的情况都考虑到,那种承受任何后果的心理素质就有了,反而做展览时可以放得更开。

 

起初创作的时候,是一种懵懵懂懂的冲动,当时厦门相对封闭,没什么当代艺术的交流,于是我静下心来做自我盘点,给过去的自己做个清算,便自然而然地想起小时候在海边、溪边玩耍的情景,那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生命记忆。

 

那些人物形象都是瘦削的,从躯体上反映出物质生活的匮乏、苦难,但他们面部是顽皮的、淘气的表情,这是生命的本真。用苦难去表现苦难太夸张了,我更愿意通过苦难展现人性的美好和希望,这是我认为“小红人”最打动人的地方。

 

新领军者:既然在创作之初想法并不清晰,那后来因此所产生的效应是偶然吗?

 

陈文令:应该说,这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在这之前我做了大量实践。因为我不断地挖掘自己,才得以在某一时间或议题上撞到那个共同的时代心理。我每年都做新作品,我很在乎自己的精神必须在路上。大量的实践,就有可能做出好作品,失败的经验也很重要。

 

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时刻怀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精神,或许走着走着能遇到金矿,也有可能前面是万丈深渊,这就是生命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重复性,我认为这是很美妙的,什么都设计清楚也就没意思了。

 

新领军者:1993年,你北京进修中断回到厦门,后来又重返北京,听起来不算是一个艺术家按部就班的成长过程,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段“弯路”?

 

陈文令:任何不幸都不是绝对的,都有可能转变为好的。生活有很大的开放性,有时候真的不能钻牛角尖,可以换条路,甚至退着走,兴许命运在转角处能豁然开朗。我不认为必须科班出身才可以搞创作,这不是也自己摸索着走到今天吗?再比如,在北京没办法办展览,就回到厦门去,让作品以另外一种方式与大家见面,反而更有趣了。

 

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差,雾霾,不能出门跑步了,那我就在家跑。虽然看上去有点像神经病,在家跑圈,但是也丰富了运动形式,多了乐趣。女儿的玩具挡住我的路,我就跳一下,跑到厨房,餐桌前被堵住,那我就退回来。正着跑,倒着跑,偶尔还能跳一下,不是也挺好吗?我们就应该活在这种有无限可能性的自由维度里,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遭遇都变成有趣的事了。

 

人很多时候是孤独的,想事事如意、随时有人和你互动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开点,自己和自己玩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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