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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敏绘画作品的市场价值

14-02-12 04:05:13 来源:《艺术品鉴》2014年1月刊 我要评两句

内容概要:王时敏的地位成就及书画特点,决定了其作品在艺术市场中的起伏跌宕。但他的作品价值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可。事实上, 在清朝康乾年间,王时敏书画价格并不高,甚至比一般的在世画家还要低。

王时敏绘画作品的市场价值

 

文_吕友者

 

☆ 王时敏《春日山水图》

☆ 王时敏《春日山水图》

清代著名学者陈田在《明诗纪事钞》中对王时敏在“四王”中的地位及影响做了如此精辟的论述:“烟客(王时敏)续华亭(董其昌)之绪,开虞山(王翚)之宗,太原(时敏)、琅娜(王鉴)一时匹美。石谷、欧香(恽寿平)、渔山(吴历)皆亲炙西田(王时敏)得其指授。麓台(王原祁)之衍家传,又无论矣。”清初被誉为“画坛领袖”的王时敏,其笔墨特征及师古而形成的新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后辈,即王鉴、王翚、王原祁等人。

 

其传世作品有《仿山樵山水图》、《层峦叠嶂图》、《秋山图》、《雅宜山斋图》等。除了作品本身技艺外,个人的地位与贡献也决定了其绘画作品的价值。无论是在古代抑或是当今的艺术市场中,王时敏书画的价格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收藏家们不可多得的珍品。

 

艺术风格与特点

 

王时敏可谓董其昌最忠实的追随者。他说:“唐宋以后,画家正脉,自元季四大家、赵承旨外,吾吴沈、文、唐、仇,以暨董文敏,虽用笔各殊,皆刻意师古,实同鼻孔出气。”王氏的绘画受董其昌的影响最深,且很好地继承了董的艺术思想。由于董氏对“元四家”中的黄公望最为推崇,王时敏因此也“服膺黄子久”,并对其顶礼膜拜。他对黄公望竭尽心血,仍自以为于笔墨深微处,只是粗窥皮毛,因此“未得与之血战”。在其七十三岁《仿子久山水》中曾说:“仲夏偶憩田庐,雨窗多暇,漫尔点染,意亦欲仿子久,口能言而笔不随,曾未得其脚汗气,正米老所谓‘惭惶杀人’也。”王氏追元轶宋,为黄公望所囿,这便是他在绘画上的旨趣,也是他特有的艺术风格。

 

笔墨苍润松秀、浑厚清逸的王时敏,唯丘壑少变化,多模拟之作,其画在清代影响极大,并开创了山水画的“娄东派”。那么作为“四王”之首的王时敏,与其他“三王”画家的画法和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王鉴与王时敏同乡,并以子侄辈相称。他与年长六岁的王时敏相交,谦居其之后,在当时画坛并重,时称“二王”。王鉴早年作品受王时敏影响颇深,中年作品则离开宋元而自成一家。相比王时敏,王鉴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太拘于黄公望,面稍广,且多重笔法,在元代画家中尤倾心于重墨法的吴镇,所以他的画比起王时敏松秀苍莽的画格来更显得润泽华滋,作品带有明秀温润的特色。加上其善于烘染,擅长将浓淡墨积叠,且画面大都用圆润的秃毫湿笔打点,笔墨融洽,故具有厚实沉雄的风格特征。从《仿梅道人山水图》之作可以看出,其用笔与王时敏之虚灵笔法还是有区别的。

 

“四王”中另一画家王翚,青年时代即被王鉴收为弟子,并传授董其昌画格。之后又接受王时敏的指点,谙熟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需要,是二人最得意的门生。他在王时敏家时临遍了秘藏的宋元名迹,领悟了古贤创作方法和笔墨精髓。王时敏曾赞扬他为“丹青家具文秀之质而浑厚未足,得遒劲之力而风韵不全,至如石谷,众美毕具,可谓毫发无遗恨矣”。39岁时所作《溪山红橱图》虽取法于王蒙,但用笔与构思已出王蒙规格之外。

 

此外,孩提时代就受其祖父王时敏教授的王原祁,偶作山水贴于斋壁,竟被王时敏误为己作,并断言:“是子业必出我右”。于是便抽空给他讲解“六法”的要领,还亲手绘制《仿宋元名家山水册》供他摹习和研究。王原祁早年作品比较松秀,其秀润处略近于王时敏。51岁时创作的《山水册》中还留有一些痕迹,但以后便走向成熟。

 

由此看来,王时敏的笔墨语言对其他“三王”有不小的影响。引领着王翚、王鉴和王原祁等对黄公望乃至宋元、南宗派绘画的笔墨语言进行研习,形成各自的笔墨语言特征,发展了笔墨美,不愧为“画苑领袖”。然而,相比他们,作为“四王”之首的王时敏一生中却留下了大量的仿作。其仿作注重画面构成的规范化,始终体现出一种“十日画一山,五日画一水”的悠闲心态。这种平和的画面特点在于对传统技法的摹拟,但也并非完全的刻意泥古,而是通过临摹摸索,将古代大师的笔墨风格进行打散与重组,再加以有趣的经营,形成个人独特的面貌,其画面更为温润而具有骨力,繁密之中而见清流雅逸之趣。他在多则题跋中反复表明了自己的这种主张和追求:“子久画专师董巨,必出以新意,秀润绝伦,故为‘元四大家’之冠。余所见不下二十余帧,笔法无一相类者。惟陡壑密林,良常山馆二小幅,脱去纵横刻画之习,一本于平淡天真,如书家草隶,匠心变化无畦迹可寻,尤称平生合作。”可见他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懂得创造。

 

在古代市场中的价值

 

王时敏的地位成就及书画特点,决定了其作品在艺术市场中的起伏跌宕。但他的作品价值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可。事实上, 在清朝康乾年间,王时敏书画价格并不高,甚至比一般的在世画家还要低。在高士奇《江村书画目》著录作品的价格中,我们可以了解清初绘画市场价格的大致情况。价值高昂的仍然是宋元名家,真迹可达到数百两,如高士奇以600两购入《富春山居图卷》,王原祁也曾以500两的价钱买到李成《山阴泛雪图》。质量一般的作品,包括“明四家”的价格一般维持在数十两。而王时敏及其弟子的书画价格,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事迹略窥一二。

 

名列“ 娄东十子” 的王时敏二儿子王撰曾将家藏名公尺版六册、王翚仿北苑山水一卷,以及其父王时敏手迹一卷共三件作品为抵押,当时的质银却才6两。即使当铺总是尽量压低价格,但也足以说明“二王”当日画价之低廉。恽寿平的生活则更为艰难,他屡叹知音难求,可知欣赏收购其画之人实在是少数。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包括王时敏在内的“四王”书画价值尚未被大众所认识,同时也是由于当时艺术市场异常激烈的竞争所造成。如身在南京画坛的龚贤,1669年题《程正摆山水册》时就指出:“今日画家以江南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南京)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舍千人。然名流复有二派,有三品。是以能品、神品为一派,曰正派……,逸品则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这充分反映了这一区域存在着多元的竞争关系,包括画家数量以及风格都存在激烈竞争,因此“四王”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这种局面。

 

至乾隆末年和嘉庆时,即使在“四王”影响最为集中的娄东本地,王时敏书画的价格也还是未超过100两。对此我们通过另一则史料来进一步验证。《江村书画目》著录了王翚的《千岩竞秀图》与《乐志论图》两件长卷,其时市场均只值4两。这一价格的可靠性也在王翚本人的书信往来中得到证明。《清晖阁赠贻尺版》所载嘉定张云章致王翚信中以4两为资求得王翚画轴一件,而休宁陈维垓去信表示以银6两为润资托王翚作画两幅。另外,王时敏曾在1666年向其子抱怨道,说备受他提携的王翚竟不肯接受以八两银子的价格作五件山水手卷。王翚的不满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均价一点六两相对其市场价三至四两来说要少了一半,这也看出其书画作品在当时的市场行情。王翚作为“四王”之一,其书画价格与王时敏应该相差不大,因此可以略窥王时敏此时的价格情况。

 

王原祁也不例外。乾隆六十年,北京一位藏家想要出售王原祁画轴,大概在京城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于是拿到外地寄售,谁知只卖了21两左右的价钱,实在看不出其书画在市场上受宠。这一价格甚至比不上市场一般的画家,如年长王翚十岁的前明逸民徐仿《致公莱书》标明其一件册页的价格:“此册必要精金十二金,仆画从不索虚价也。”由此可知,即使与在世的其他画家相比,“四王”价格也并不具多少优势。

 

不仅如此,《清稗类钞》也记载了一条趣闻,可以看出乾隆时“四王”的市场状况:乾隆时,傅文忠公恒以椒房贵宠,盛极一时。会大小金川告平,高宗亲为赐寿,朝野上下争相馈问。文忠不欲耗海内财力,乃告左右曰:凡以四王、吴、恽书画馈我者受之,他则否。时去“四王”、吴、恽之世仅百数十年,尚不甚宝贵也。斯语一出,而“四王”、吴、恽书画为之一空。此事反映了其时“四王”并不为大家所看重,在价格方面也并不十分昂贵。嘉庆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四王”价格甚至更为低廉。元画价格尤其是“元四家”高高在上,黄公望最高价格可以达到800两。“吴门四家”的价格也较高,仇英可卖到500两的高价。而见诸记载的王时敏的画价则均未超过30两。

 

然至咸丰同治年间,王时敏等“四王吴恽”的书画价格却骤然上升,甚至达到千金的疯狂程度。这令鉴藏家李芝陔感叹道:“明时书画,索值尚廉,故收藏家多。今三王吴恽精品卷册巨迹,有至千金者,穷措大何与多钱贾争胜耶?”由是观之,此时“四王”市场价甚至超过了“元四家”的作品。当时的收藏大家叶德辉也敏感地察觉出这一现象,吃惊不已:“道咸迄同光,士大夫鉴于以上弊端,迄于乾嘉,独四王吴恽六家二百年间如江河万古,乃屏斥宋元,断自明中叶以下,迄于乾一幅之值乃十倍宋元。光绪中叶,海西各国争收中国旧褚破嫌,一时宋元又声价陡起。叶德辉勾画出明清两代鉴藏风尚的大略变化,对于“四王”一幅之值乃十倍宋元,着实让人对晚清时的市场竞争感到不可思议。同样,作为鉴藏家的梁章矩(1775一1849)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他在《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中写道:“吴中石谷画迹声价已高。”

 

由于人们对“四王”作品的喜好,引发了市场对“四王”之作的购买热潮,因此流通在市场上的“四王”作品数量剧增。通过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在同治年间,每天出入琉璃厂的翁氏所见到的绘画作品中,“四王”竟占半数的比重。虽然不知其中真赝如何,但至少可说明市场还是以“四王”为主流。以致王原祁的《竹溪松岭》与《九日适成》两幅画竟让景其浚花去了500两白银,完全可以跟宋元名迹一决高下了。景氏其时新任阁学不久,内阁学士虽为从二品高官, 500两仍至少占其年度进项的八分之一。可知晚清咸丰同治以来,“四王”的价值重新被发现,其画价在市场中飙升,成为这时期鉴藏圈一个引人注日的现象。至此,“四王”绘画作品迎来了市场真正鼎盛的时代。

 

除“四王” 外, 恽寿平也一下子火了——市场上的书画作品价格成倍地上涨,并出现大量伪作,达到“书因画并称,不独重也。今写生家,大半皆冒南田,南田画,得可值数十金矣”的程度。

 

至光绪年间,“ 四王”画价又进一步提升,堪称“黄金时代”。这一点可从《天咫偶闻》中得到验证:“近来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如四王吴恽之画,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册有至千金者。古人惟‘元季四家’之画尚有此直。若明之文、沈、仇、唐,每帧数十金,卷册百余金。宋之马、夏视此,董、巨稍昂,亦仅视‘四王’而已。”这是对当时艺术品市场情况的描述,不同画家的作品有着不同的价格阶梯并不稀奇,然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清初“四王”作品在书画市场中已牢牢占据价格的顶峰。

 

当今的市场表现进入民国时期, 随着古董书画市场的发展完善,“四王”的书画价格渐趋平稳。但由于王时敏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强烈批评,导致其作品价格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被低估的状态。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纽约佳士得曾推出了王时敏的一把《仿黄公望山水》成扇,以0.41万美元成交;1989年他的《仿黄子久山水》也被纽约佳士得拍至3.3万美元。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王时敏的作品价位大多在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之间。

 

到了新世纪,随着艺术拍卖市场的火爆,“四王”的作品在市场上受到了藏家的极大关注,其作品出现很大的涨幅。2001年王时敏《隶书》被上海敬华拍至50.6万元;同年,南京举办的“艺兰斋”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上,其《富春江山居图》以高达590万元成交,创下王氏作品的新高;2005年王时敏与吴历合作的《夏山图》,受到众多收藏家的追捧,最后拍出了880万元。至2007年,他与张学曾、恽向等合作的《山水合卷》以1320万元的高价成功易主,成为西泠印社春拍会古代作品专场的“标王”,终于突破了千万元的大关。到2011年,中贸圣佳推出的王时敏《仿各家山水册》十开,更是以1.2075亿元的天价成交,真可谓水涨船高。

 

王时敏的价格如此,那么其他“三王”又是如何?我们可以通过对“四王”之中其他画家市场行情的分析和比较,来进一步认识王时敏作品的市场价值。

 

王翚的画历来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一直颇受海内外藏家的青睐。如《太白观泉图》手卷在1990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7万多美元成交;1992年其力作《北山图》手卷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0万美元成交,创下新高。近些年来,随着内地古书画收藏热的兴起,王翚的作品颇受市场青睐,一般作品动辄数十万元,大幅精品成交价格常常在百万元以上。2001年,北京翰海拍卖会上推出其《溪山行旅图》以599.5万元成交;2002年他的《唐人诗意图》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755万元成交。此后其作品继续保持强势。2006年《荷庄清夏图》在中贸圣佳拍出了891万元;2010年,王翚赠给管棆的《吴山积雪图》最终以3696万成交;2011年秋拍,他的《唐人诗意图》则创造了1.265亿元的高价。

 

相比而言,王鉴的作品在市场上只能算一般。1996年他的《烟岚万态图》被翰海拍至37.4万元;2000年《仿巨然清溪待渡图》在香港佳士得以109元成交;2001年其力作《烟岚万态图》再次被翰海推出,结果仅拍至165万元。至2004年,其《仿古山水十开册页》在嘉德拍卖会上以1265万元拍出,创下其作品最高价。2010年春拍,王鉴的《仿古山水册》最终以4592万元被买家夺得。

 

王原祁擅长山水,笔墨功底深厚,以浑厚华滋著称,被称为“笔底金刚柞”,其作品亦深受藏家青睐。2001年其《山水》被翰海以45.l万元成交;2002在中贸圣佳春拍中,其力作《仿宋元山水十开册》以180万元起价,经过十二轮激烈竞拍,最终以253万被徐邦达购入。此画又在2010年出现,结果拍出了2420万元,创造了个人最高价。

 

通过对王时敏以及其他“三王”书画市场行情的分析,可以发现“四王”的书画作品可谓“绩优股”,还存在着较大的上涨空间,未来的投资前景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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