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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案一具 闲远之思——明清家具的文人情趣

14-03-27 04:56:57 来源:《艺术品鉴》2014年3月刊 我要评两句

内容概要:中国知识分子从“言志”时代开始转向“言趣”时代。这是美学史上重大的关节,已不复有黄钟大吕式的雄壮,这是一种失落,但这也是一种获得,精致细美的审美情致成为当时的主流风尚,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成为审美对象,进行审美的加工。情有情趣,心有机趣,庄有理趣,谐有谐趣。对生活的诗化,成为隐逸文化中十分旖旎的一章。

几案一具 闲远之思——明清家具的文人情趣(上)

 

文_严克勤

 

杜 堇( 明) 听琴图

杜 堇( 明) 听琴图

 

明 黄花梨独板架几案

明 黄花梨独板架几案

 

明 金丝楠架几案

明 金丝楠架几案

 

明清两代,江南文人的功名情况仍为全国之冠,仅进士数量在全国比例就高达15%,明代状元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清代状元共112人,江苏占49人,浙江占20人,江苏的状元占整个清代状元的43.75%,浙江则占17.86%,二省共占61.6%。三鼎甲的336人中,江、浙二省有193人,占57%,超过半数。其中以苏、常、松、杭、嘉、湖地区尤甚。然而这对于落榜者来说还是区区小数,更多的文人所拥有的命运是名落孙山,浪迹江湖,但是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商品流通日趋繁荣,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随之也发生新的变化。

 

隐逸作为治疗中国文人心理创伤的简单的传统剂方,又呈现出新的形态,新旧交替的社会背景促使明清文人开始出现多种情感特征,多种艺术风貌,多种审美追求,从而构成了与前代文人相区别的又一特质。不少文人由政治失意转向内心宁静,一股觉醒的人性解放之风,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明清文人开始徜徉山水,漫步园林,时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感受开明欢快的浪漫风潮的熏染。朴质、平易、惬意成为文人的乐观向上、生气勃勃的美好心境的体现。这种乐观的生活情趣,是对人对己情感的尊重,是对享乐对人欲的肯定,是清新、欢快乃至戏谑、幽默情感的开拓。他们不满足于借山水、花鸟聊写胸中逸气,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他们不仅用诗、赋、书、画等方式以寄隐逸、清高,同时开始走向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走向斑斓多彩的市民生活,从艺术创作中享受文化,从文化生活中创造典雅。此时文人的隐逸可以称作为“市隐”。

 

明代文人的“市隐”时代

 

明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使农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得到了相应发展,除北京、南京这两大城市充分发展外,集中在江南苏、常、松、杭、嘉、湖地区的新兴城市人口集聚、商贾云集,商品经济都市生活异常活跃。明代学者王士性《广志绎·江南诸省》记载:“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童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云云。清《姑苏繁华图》记录了清乾隆年间苏州的繁华景象,其中一段画万年桥北半街“松萝茶社”,另一段画越城桥畔一缸坛店有茶壶出售,生动有趣。这一时期海禁开放,乌木、紫檀、花梨等各种名贵木料的进口,为明清细木家具制造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不少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所谓文化人出于社会和自身的爱好和需求,纷纷与匠人高手联手设计制作家具文房、紫砂茶壶等,推动了家具、紫砂茶壶的品种和形制的发展。这些情况在高濂《遵生八笺》,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文震亨《长物志》,宋应星《天工开物》,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吴骞《阳羡名陶录》,李渔《闲情偶寄》和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书籍中有生动而详实的记录。他们以文人的眼光、审美心态和生活情趣从多方面强调了“典雅”、“古朴”、“简素”的艺术享受和审美要求。

 

我们不妨来读读张潮的《幽梦影》,可以发现,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在生活的诗意上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并且以此作为慰藉人生的一种有效方式。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窗内人于纸窗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园亭之妙,在丘壑布置,不在雕绘琐屑。往往见人家园亭,屋脊墙头,雕砖镂瓦,非不穷极工巧,然未久即坏,坏后极难修葺,是何如朴素之为佳乎。

 

张潮,字来山,号心斋、仲子,安徽歙县人,生于清顺治八年(1650年),著有《花影词》、《心斋聊复集》、《幽梦影》等书,其中以《幽梦影》最著名。这本一万多字的语录式小品集,在典籍中的地位不高,但1936年章衣萍在徽州用重金购买了同乡张潮的《幽梦影》抄本,并给林语堂看了,林语堂很是喜欢并翻译成英文。此书出版后,成为一本知名度很高的小品集。林语堂之所以喜欢这本书,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中有着详细的阐述:“中国人之爱休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有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林语堂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是中国文人。他发现中国人的生活中浸润着的哲学观念,西方人士是很难理解的,但这恰恰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枚十分重要的钥匙,所以有了《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的理解,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明代之后,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融合了儒、道、释的哲学理念,这里面既有儒家的温暖又有道家的逍遥,同时也有佛家的清空,最后形成一幅极具文学艺术特性的典雅的生活画卷,他们不再寄情于荒野的山林,而是在城市中构筑山水真意的隐逸之地,开始了大隐隐于市的“市隐”时代。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生活情趣,他们的审美理念,无一不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物化,同时在物化世界中又展现中国文人独有的精神画卷。

 

传统士大夫的隐逸文化

 

在这里,笔者要谈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隐逸文化。

 

从伯夷、叔齐开始的避世隐逸传统,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个重要选项。这个选项的重要性体现在隐逸使知识分子具有了现实批判的超越性和话语权,并具有捍卫精神传统的崇高感。但不能否认,隐逸作为一种现象,是十分复杂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的喟叹,是仕途失意之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的述怀,这是怡情之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的赞颂,是愤世之隐;“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诸葛亮的自许,这是蛰伏之隐……总之,在隐逸的现象背后,其实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诉求。

 

同时,在如何隐的问题上,也各有方式。“隐于道”,是在学问道德中隐逸,是大隐,道隐无形,只要有圆融宏大的人格,就可以“独善其身”获得精神解脱;“隐于朝”,是智隐,平衡于各种权力之间,有效地运用体制保护自己,但求保持自身的人格纯度,获得隐逸的自由;“隐于林”,隐于山林,是苦隐,在忍受着心灵撕裂和生活贫困的痛苦的同时,创造出丰富的精神价值;“隐于禅”,是玄隐,在宗教的信仰和情绪中,解脱生命的痛苦和牵绊,获得精神的自由。

 

然而,在隐逸文化中,也有着方便法门。这种隐逸,甚至不需要特定的形式,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就是所谓的“酒隐”和“狂隐”。隐于酒,是借酒和世俗生活建立起屏障,为自己获得自由,隐于狂也同样如此。“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姿态,让自己获得的自由度急剧提高。其实,酒隐具有悠久的历史,像魏晋时期的刘伶,撰写了《酒德颂》:“无忧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这种醉而忘忧的人生态度其实是避世的一种方法。到了宋代,时代精神虽然变得柔弱,但内心世界却变得更为细密精致,苏轼提出了酒隐:“世事悠悠,浮云聚沤。昔日浚壑,今为崇丘。眇万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爰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酣曦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暂托物以排意,岂胸中而洞然。”(《酒隐赋》)在赋前的小序中,苏轼记道:“凤山之阳,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谓之酒隐君,目其居曰酒隐堂,从而歌咏者不可胜记。”这既是苏轼写《酒隐赋》的由来,也是酒隐的由来,酒隐模式也被公认为一种重要的隐逸模式。

 

与酒隐模式接近的,是狂隐。在宋是酒隐,到明代中晚期就出现了狂隐。这种狂,在前面明清文人的精神素描中谈过,它既是一种政治生态的产物,同时也是文人隐逸传统的产物。这种狂,是佯狂,但几乎成为名士的一种标志,以至于有个和尚对弟子说:“汝欲名声,若不佯狂,不可得也。”(《锦江禅灯》卷十八)

 

然而,在明清时期,真正的隐逸主流是市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壶天之隐”。有人曾经统计过,明朝前后260多年,时间不短,但是在《明史》中记载的隐士不过寥寥数人;每人名下也不过寥寥数语,在明史三百多卷的巨著中,不过占千分之一的分量。明代隐逸文化之不兴,由此可见一斑。但是隐逸精神的世俗化,使得隐逸出现了十分奇特的景象。

 

我们以袁中郎为例。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8岁的袁宏道被朝廷派到江苏吴县(县治在今天的苏州)当县令。当时的苏州地区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做父母官,应该是一个美差。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袁宏道除了抱怨还是抱怨。“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同时得出结论,“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致沈广乘》)最终,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郎获准辞官。归隐后他在老家公安栽了许多株柳树,建起了“柳浪”居。这种强烈的隐逸思想,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呢?追求快活。袁中郎有十分著名的“五快活论”,在这里不妨抄来: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致龚惟长先生》)

 

在袁中郎的文字中,这种快活有时也失之于狭邪,但性情的流露,显得毫不忸怩作态,同时这表明,当时的隐逸并不完全是心中有块垒之气而使然,恰恰相反,生活舒适和生命张扬成为隐逸的一个目标,在美色、美声、美物、美味、美言中,达到心与物的和谐,人与社会、宇宙的和谐。明清时期的隐逸文化,是中国隐逸文化集大成者,但不再孤愤,而是一缕淡淡而美丽的伤感;不再清苦,而是一份富足的舒适;不再关切,而是在温暖的生活中表达一份冷淡。这一切,都通过对生活中一事一物的趣味表现出来。所以,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开宗明义:“世人所难得者唯趣”。他进一步论述道:

 

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然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余友陈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会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虽介若伯夷,高若严光,不录也。噫!孰谓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壮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这种宣言式的趣味论,也正式标明,中国知识分子从“言志”时代开始转向“言趣”时代。这是美学史上重大的关节,已不复有黄钟大吕式的雄壮,这是一种失落,但这也是一种获得,精致细美的审美情致成为当时的主流风尚,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成为审美对象,进行审美的加工。情有情趣,心有机趣,庄有理趣,谐有谐趣。对生活的诗化,成为隐逸文化中十分旖旎的一章。

 

了解明清社会文人生活的情趣,对理解明式家具有重要作用。且沿着这一思路,明式家具的特质也渐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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