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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社画会

14-08-14 02:28:22 来源:《收藏·拍卖》2014年08月刊 我要评两句

内容概要:今社成立于何年?一说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杨善深回广州,与陈树人高剑父等成立今社画会。持此说以杨善深各个版本的艺术年表为主。但高剑父与杨善深1945年还卜居澳门,1946年7月才有高剑父从澳门回粤消息;而据“关山月年表”载,关山月是年在成都、重庆,1946年才回广州;陈树人则自儿子陈复牺牲后,离穗15年,到1947年5月才再次踏足广州。由此可见,杨善深1945年成立“今社画会”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今社画会

 

文、图:黄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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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梅竹图》

 

高剑父先生是一位热心的美术活动家,一生有过许多计划与梦想,从史料上看,也组织过不少书画社团,如20年代初组织过“画学研究会”(该会系于简又文《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1920年项,《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二期。台湾),1927年在上海筹组过东方国际美术协会(《东方国际美术协会之筹备》,1927年6月2日《申报》);1934年又拟组曼殊画社(一鹗《高剑父拟组曼殊画社》,1934年10月24日香港《探海灯》)。遗憾的是这些书画社团,报上虽有记载,而未见有活动的记录,在许志浩先生的《中国会美术社团漫录》中均不见诸着录。40年代,高剑父又有今社之组,鲜见于报,仅见于香港张惠仪女史在1999年出版的《香港书画团体研究》一书的附录“香港书画团体概览”中,但语焉不详,仅有不足二十字的介绍:“成立日期:1944年。创会会员:由高剑父等创办。”所依何据,不得而知。今拟对今社资料稍作梳理,以供史家研究。

 

今社成立时间之分歧

 

今社成立于何年?一说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杨善深回广州,与陈树人高剑父等成立今社画会。持此说以杨善深各个版本的艺术年表为主。但高剑父与杨善深1945年还卜居澳门,1946年7月才有高剑父从澳门回粤消息;而据“关山月年表”载,关山月是年在成都、重庆,1946年才回广州;陈树人则自儿子陈复牺牲后,离穗15年,到1947年5月才再次踏足广州。由此可见,杨善深1945年成立“今社画会”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另一说法是关山月的1947年说。关山月在回忆中言之凿凿地写道:

 

1947年暮春,陈树人从上海回广州探亲,住在他的亲家、清末探花桂南屏家里……一天,高剑父、赵少昂、黎葛民、杨善深和关山月等一班师友请师伯喝茶。陈树人即席写了一首七绝赠高剑父后,提议:“这些年战祸频仍,故人星散,今天难得碰在一起,何不联合办个画展,以作纪念?”

 

大伙一听都非常兴奋,一齐把视线移到高剑父身上。

 

高剑父没有犹豫,即刻朗朗附和:“树人兄这主意好极了!我们这个联展不但是个纪念,也是一个汇报,让社会都知道我们这几年做了些什么。还可以通过联展把锣鼓重新敲响。”

 

高师表态,一锤定音,当场便确定了参加联展的名单:

 

高剑父 陈树人 黎葛民 关山月 赵少昂 杨善深

 

这个阵容包括了岭南画派两代人,却是当时这个画派的代表人物。

 

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展览,每人都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拿出来,不几天就凑足了一百幅。由于参加联展的是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参展的作品又是他们的代表作,所以画展的质量很高,影响甚大。开幕之日参观者把广东文献馆的大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展出期间广州各大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参观盛况和盛赞画展的成就。这次联展是岭南画派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为了纪念这次画展,根据陈树人的建议,六人合画了一张画,然后用抽签的办法,谁抽中归谁。同时六人合拍了一幅照片,共晒了六张,每张都有六人的亲笔签名,也各执一张留念。关山月幸运抽得了这张画,画面全是花卉:杨善深写白杜鹃、赵少昂画桃花、陈树人作竹、黎葛民染紫杜鹃、关山月补红梅,最后高剑父题跋。“(关振东《情满关山-关山月传》,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但笔者认为,两种说法均有误,今社成立的时间应在1948年5、6月间。关山月的说法无疑将成立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应是记忆之误。

 

1948年11月27日香港《华侨日报》刊登的”追悼陈树人先生专刊“中,内有杨善深《追悼陈树人先生》一文,是为首次见到”今社“的记载:“先生(陈树人)与予及剑父、少昂、山月、葛民、雄才共七人,组织今社,拟每年届中秋节,各出作品展览。是年中秋本系第一次展出,嗣以事改廷,今社开展未成,先生遽殁,事未果行而愿何时以偿之。”该专刊还刊登了“今社成立纪念合作画”《花卉》,题款为“树人山月葛民少昂共缋,善深补竹成之,剑父题。”(图1)

 

1948年间以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名义分别在广州和香港举行的岭南国画名家书画展览。也就是说,上文提到的1948年的展览,亦即此次由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名义举办之展览。是次参展者有陈树人、高剑父、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六人。对于这次展览,简又文在《高剑父年表》中并没有提及。但由??编的《陈树人先生年谱》记有:“四月,‘高剑父、陈树人、黎葛民、赵少昂、关山月、杨善深六人合作画展’开幕,由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主办,初展于广州市图书馆;同年六月移展于香港圣约翰教堂,在百粤艺坛上极一时之盛。”可见,关山月将今社成立之时间误记了。

 

广州艺术博物馆院藏的一张画,恰恰可视为这段六人合作办展历史之见证。登记在高剑父等名下的《  图》,其题识为:“树人、少昂、葛民、山月、善深共绘是图,老剑为之题端。时卅七年五月也。”(图2)

 

今社的展览计划

 

今社之成立,应是出于以此社名义组织展览之目的。上文所提到1948年《华字日报》的资料,也提到“组织今社,拟每年届中秋节,各出作品展览。”组织今社与策划展览有着紧密的内在因果联系。

 

至于今社的展览计划,此前深藏闺中无人知。直到2009年广州市荔湾区艺术档案馆、杨善深艺术研究会合编的《杨善深珍藏师友书信集》出版,原来黎葛民、赵少昂、关山月和杨善深等人就筹备组成“今社”展览屡有书信沟通,但枝节横生,中历趣事不少。

 

1948年6月22日,关山月致杨善深函:“先后来示并星岛特刊均拜收,谢谢!香港画展为风雨影响,既属天意,夫复何言?弟决于七月初间先赴京沪,利用暑期可以走远一点,因为香港随时有机会去。此行目的一,弟为着取回四川运京之行李;第二,顺便举行南洋纪游画展。中秋(9月17日)前可赶回来参加今社画展。少昂兄动止如何?港间好友统此道念。专此谨候暑安。弟关山月顿首。六月廿日。”(图3)(《杨善深珍藏师友书信集》p:222)

 

关山月信中所指的特刊,应是指1948年6月8日至12日在香港为配合六人画展《星岛日报》出版的“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主办岭南六名家书画展览会专刊”,并在此基础上辑印的《岭南国画名家书画展览特刊》的小册子,特刊除伍瑞锴《美术在我国现阶段上所发生的几个问题――代序》一文外,分别载有《高剑父先生小传》,白羽《作世界艺坛看陈树人先生的画》,《介绍赵少昂先生》,伯胜《介入关山月先生及其作品》,明《介绍花鸟能手杨善深先生》,卷帘楼主《黎葛民先生传略》。信中关山月透露了将赴京沪,并会赶在中秋回来参加今社展览。这是至今所见关于今社的最早的史料。

 

回头看看关山月的回忆,1947年应为1948年之误,但他言之凿凿 “为了纪念这次画展,根据陈树人的建议,六人合画了一张画”,同时“六人合拍了一幅照片”,而这张照片如今已成为一张经岭南画派典性的照片,拍摄的地点(也是南国画名家书画展览会的地点)是广州中山图书馆(即今之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之少儿图书馆)而非广东文献馆。联系到《华侨日报》所刊的六人合作画清楚标示为“今社成立纪念合作画”,而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所藏六人合作画中高剑父所题画作时间为“卅七年五月”,可知今社的蕴酿成立的时间应当是在广州和香港展览之间的时段。

 

关山月致杨善深的函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今社成立时间和筹备中秋节展览的重要信息,同时也说明了他是十分重视这次继岭南国画名家书画展览后的今社展览的。

 

今社的成员

 

杨善深在《追悼陈树人先生》文中称今社是七人,而“今社成立合作纪念合作画”仅得六人,独缺黎雄才。黎雄才因何缺席?这在9月5日赵少昂致函杨善深函中找到了答案。

 

“善深道兄:前两度手书均悉,曾奉复一函,谅邀台察。昨晚欢宴树老,席后与剑、树两老及葛民、曙风五人商谈关于今社展览事,剑、葛主张迟开,弟主依期,结果仍以精到为原则。且山月、雄才未有归期(树老云山月下期船南返,并说渠沪展成绩不甚佳)。今改定于旧历元旦初三至初七五天,作品以十五帧为限,最大不能超过大宣度。距今尚有四月之久,集体办事意见每难一致,空费吾兄赶制精神。中秋节届,足下亦来省一游否?荔子湾畔,可以畅谈风月也。曙风提议参加方人定。树老、剑老均不赞同。弟或拟节后三四日来港一行。少昂,九月五日。”(《杨善深珍藏师友书信集》p:178-179)(图4)

 

是的,此际黎雄才正在西北写生,是年5月15日他在西北写生途中给高剑父写信报告近况,这封名为《西北来鸿》的信刊于是年6月3日《前锋日报》上,至10月25日《前锋日报》才报道“黎雄才近由西安赴峒山写生,约十月底可以返穗云”。也就是说,陈树人病逝时黎雄才还未回粤。因此联合展览及今社的筹备,他都不在场。因此纪念合作画中他也是缺席者。

 

赵少昂此函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蕴含的信息。

 

原议中的中秋展期将近,同人对展览时间出现分歧:高剑父、黎葛民主张延期,而赵少昂主张依期,表面是“山月、雄才未有归期”,但结果是考虑展览应“以精到为原则”,还是改为明年举行。

 

耐人寻味的是,赵少昂明知“山月、雄才未有归期”,为什么还主张依期举行?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与陈树人谈及关山月“沪展成绩不甚佳”有关。陈树人因何得悉关山月在上海展览的情况呢?原来他在是年6月到上海及南京,参加幼女陈真魂婚礼。7月10日,关山月到上海筹备画展,陈树人为他设宴洗尘。至8月9日,关山月西北及南洋纪游写生画展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行。关山月是次沪展,上海《申报》只是在展览前有一则简短消息,开幕后没有后续报道,这是否与“成绩不甚佳”有关?不得而知。其实,在4月广州举行的《岭南国画名家书画展》时,岭南画派的密友陈达人就对六人展品遂一作过点评,对于关山月的作品,陈达人认为他的画变得最厉害,以西画之所长混合国画表现,取得了成功。但指出他“国画走向装饰之路,关先生在画里提出这问题,很有讨论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以西画的眼光来看,却有点不舒服(解剖不很准确)“。当然,评论归评论,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大概不能作准。但笔者曾见一《岭南书画展览书画登记册》(卅七,四,廿四),册中详细记载了六位画家参展作品名称、自订价格及各人售出情况。关山月的出品如下(图5):

 

人物(牛)二千,

 

人物(三男一女),五千;

 

激流木筏,三千;

 

人物(船)三千;

 

人物(红衣土人)三千;

 

人物(佛迹)三千;

 

人物(南洋)三千;

 

人物(二男三女)三千;

 

人物(人力车)三千;

 

人物(伞),三千;(5651-5652)

 

暹罗舞蹈,六千;

 

终南秋讯(非卖)

 

夜荫市集(非卖)

 

浴罢(非卖)(p:5644)

 

(笔者按:画价的单位是万元。二千即为二千万元。1948年1月份广州公教人员底薪以30元为基数,乘以115000倍,即最低薪酬为340万元。)

 

据关山月回忆,参展者拿出来的,都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代表作“,但售出情况根据记载如下:(5639-5640)

 

陈树人先生出品画十三幅,字两幅,共十五幅。(非卖品一件)沽5,存10;

 

高剑父先生出品字十七幅、画5幅,共二十二幅。(画作皆为非卖品)沽1存21;(徐佛舟定15千万,来港币一万元,新一千三百万,国币二百万元)

 

赵少昂先生出品画二十九幅,字二幅,其三十一幅,沽三存二十三;

 

杨善深先生出品共十六幅,沽1存15;三千,四千,三千,八折。

 

赵少昂杨善深合作画共十幅,(原登记将四碟误入合作画)沽三存七。

 

一千五百万,一千五百万,一千五百万,

 

关山月先生出品共十五幅,(完)

 

黎葛民先生出品共画十六幅,沽一存十五。

 

据此,关山月在《岭南国画名家书画展览会》中,展品售出记录是零。当然我们无法得知在上海的展览中是否定价出售,如是,我们也无从知道售出成绩几许,也不知道陈树人说他”沪展成绩不甚佳“是以什么标准而判断的。但从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国情下,画家开展览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售,希望借此糊口或养妻活儿。1948年赵少昂给杨善深的信中也提到”张书旗此次在省展览,据棨兄等所云,颇不得意。渠已匆匆返港。“所谓不得意者,亦是卖画成绩不佳。

 

但可以想象,陈树人在婉惜之余,亦为今社展览有所担心,因此”以精到为原则“作出了延后四个月的决定。当然也希望黎雄才能赶得及回来参展。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陈”曙风提议参加方人定。树老、剑老均不赞同。“(陈曙风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干事,三十年代任《广州民国日报》编辑)

 

方人定是高剑父的大弟子,1927年作为高剑父的代言人与国画研究会的黄般若论争,名声鹊起,后东渡留学,在日本期间发现老师作伪证据,愧而叹曰”黄般若不欺我也“,力劝老师及早醒悟。1935年学成归国,画风大变,9月春睡画院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方苏杨黄归国展“,方人定夫妇近百幅作品,继而方人定11月又在上海举办了个展,饮誉全国,认为此展”绝后虽不能说,但是空前,他是当之无愧的“,因而被称之为”时代画家“。 1948年方人定重新”橐笔江湖“,关于对他的报道别具一格:“画人方人定,年来蛰居乡间,闭门写作”;“名画家方人定,数年来在家园埋头制作,得巨制百幅之多,拟于旧历正月之中旬,在广州展览,不收门票,不定价卖画,为艺术而札硬寨,打死仗。”终于,2月27日至3月2日,方人定画展在广东文献馆举行,国画研究会主将赵浩公抱病前往观看,轰动一时,汪潜、简又文、关山月、梁锡鸿、王益论、李抚虹、司徒奇、陈之佛、欧外鸥、郑春霆等纷纷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正是中国画史上划开了新进展的一页”。

 

今社若奉行“以精到为原则”的话,陈曙风提议参加方人定今社的展览,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为什么“树老、剑老均不赞同”?原来方人定因在1940年从美国回来后,与李抚虹、黄独峰、黄霞川、黎葛民、黎雄才、关山月、司徒奇、罗竹坪、赵崇正、苏卧农、伍佩荣等因不满高剑父的作伪和对学生实行家长式统治,组织再造社,次年在港澳举办画展。于是国画界人人都知道这是学生反对老师,虽然再造社只是昙花一现,但弄得高剑父非常狼狈,登门请罪,这成了高剑父不仅仅是心中的刺,而且是眼中钉。1948年,再造社事件中被视为主角的方人定,再次成为广东画坛的焦点。而恰恰在1948年方人定举行个展之际,也许是巧合,郑春霆在几位画人传中大谈各传主在再造社后画风的转变及成就,另一方面,李育中在《大光报》发表《谈折衷的画--特提供一些问题》,再次引发了广东画坛对“新国画”与“折衷派”的论争。参与论争的,已不再是国画研究会的成员,而是西洋画家、理论家如王益论、胡根天、罗一雁、陈思斗等诸君,方人定也先后发表了《绘画的折衷派》、《国画题材论》、《艺术的论争》三篇文章,严厉地批评折衷派折衷不彻底,采用了“处于半死状态”、“可笑”、“低能”、“开倒车”等激烈的词汇对折衷派进行批评,在《国画题材论》中,方人定更橐笔直指高剑父的教育思想和作风:“我已离开了十多年的新国画放飞弹的大本营,这次归来,曾参观过一次,见国画科的实习室,四壁所悬的画或画稿,一幅是未完成的孔雀,一幅是带鱼食虾,和三两张斧劈皴山水之类,这无疑的是临摹,我们不应责怪初学的莘莘学子,可是,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作风,孔雀、金鱼、狮、虎,是二十年前新派画家的拿手好戏,在今日艺术思潮来论,早应唾弃了,偏还是死守着这一类东西做绘画的主要题材,因而陷于四面楚歌,徒令吾爱吾师吾爱吾道的我,为之长太息而已。”这无疑令高剑父深感震怒,于是便有了高氏的关门女弟子吕媞的丈夫李焰生发话:“愿你们讨高之师,旗开得胜,马到功成。高氏廉颇老去,固无能力”;“高氏是本师,要打倒,年青的后辈,也不准抬头,你的艺术态度,在伦理上,叫做前无祖宗,后无子孙。”在这种情势下,高剑父及陈树人坚决拒绝让方人定参与今社展览,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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